学科动态｜樊碧发：疼痛科的“朝阳”之路
疼痛科究竟有何价值?为何必须走专科化道路?专科化发展需要哪些支撑?
疼痛,这一被列为“人体第五大生命体征”的感受,曾长期散落在肿瘤科、骨科、神经科、康复科的诊疗间隙,让无数患者陷入“治了还疼、疼了再治”的循环。2007年,原卫生部正式将疼痛科纳入一级诊疗科目,为这一领域按下专业化发展的加速键。如今,中国疼痛科已走过十余年发展路,从“跟跑”国际到部分领域“领跑”,背后离不开学界的持续探索。
在“世界镇痛日”聚焦全民无痛健康的重要节点,《中国医院院长》杂志专访了中华医学会疼痛学分会主任委员、中日友好医院疼痛科主任樊碧发教授。他见证了疼痛科从无到有的突破,更以深耕数十年的实践,回答着行业核心命题:疼痛科究竟有何价值?为何必须走专科化道路?专科化发展需要哪些支撑?标杆医院的经验如何复制?
疼痛科:一道必答题
“对医院管理而言,疼痛学科建设已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樊碧发的这句话,道破了当下疼痛学科在医疗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他分析称,国家政策的战略引领与患者对高品质生活的刚性需求,共同将疼痛科从“可选项”重塑为衡量医院现代化水平与人文关怀温度的“关键指标”。
从政策层面看,疼痛科发展有明确顶层设计支撑:2007年,国家首次将疼痛科纳入一级诊疗科目,要求二级以上医疗机构设立疼痛科,为学科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2022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发布《疼痛综合管理试点工作方案》,明确2022—2025年在全国遴选医院开展试点,通过试点提升疼痛诊疗能力与技术水平,推动疼痛管理在政策层面进一步深化。同时,WHO发布的ICD-11(国际疾病分类第11版)进一步将慢性疼痛细分为慢性原发性疼痛、慢性癌痛、慢性术后痛和创伤后疼痛、慢性神经病理性疼痛、慢性头部和颌面部疼痛、慢性内脏疼痛、慢性骨骼肌疼痛7大类。樊碧发解读,这一精准分类不仅为跨科室协作提供“共同语言”,打破各科室自管一段的碎片化格局,还推动疼痛管理从麻醉科手术镇痛、无痛胃肠镜,延伸至多科室疼痛问题,直面全国3亿多慢性疼痛人群的综合管理需求。
更关键的是,国家已将疼痛医疗质量与医院发展深度绑定: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委托中日友好医院疼痛科成立国家疼痛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北京市质控中心亦设于此科),以樊碧发牵头制定的质控指标成为医院等级评审的重要参考,若医院疼痛管理不到位、影响就医满意度,甚至会波及医院的等级评审与征信,政策约束力可见一斑。
从临床价值来看,疼痛管理早已不是附加项,而是疾病治疗的核心环节。在肿瘤领域,以疼痛科主导的癌痛管理,与外科手术、内科化疗、放射治疗共同构成肿瘤治疗四大核心,樊碧发认为:忽视疼痛管理的医疗服务是不合格的。因为科学控制癌痛能帮助患者活得更久更好,对晚期肿瘤患者而言,更是主要治疗需求。即便是老年慢性退行性病变引发的疼痛,规范治疗不仅能缓解痛苦,还可能延缓原发疾病老化进程;而带状疱疹后神经痛这类疾病,控制疼痛就意味着疾病缓解,直接关系患者生活质量。
放眼全球,疼痛科的重要性更是高级别医院的共识。克利夫兰医学中心等国际顶尖机构,以及国内标杆医院,均设有疼痛科或相关中心。“越是高级别的医院,越能认识到疼痛学科的重要性”,樊碧发直言,疼痛医疗水平直接反映医院医疗品质,因为任何医院都会遇到疼痛患者,没有疼痛科就无法满足基础诊疗需求;若学科建设不佳、管理不到位,本质是医疗质量存在缺陷,最终会影响医院声誉与患者信任。
从疾病负担视角看,美国CDC数据显示,疼痛相关疾病是疾病负担最重的,远超心血管、癌症与糖尿病。“全世界都有良好的统筹战略关注疼痛管理”,樊碧发相信,随着老龄化加剧,中国疼痛科将在健康中国战略中扮演更重要角色,不仅是医院的品质名片,更成为守护全民健康的疼痛防线。
因此,将疼痛学科建设置于医院发展的战略要位,早已成为医院管理者的必然选择。樊碧发眼神坚定,“只要坚持专业化、规范化,疼痛科一定能成为医学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朝阳力量。”
当然,现实仍面临不少挑战:部分医院管理者未能充分认识疼痛管理的重要性,未能跟上政策导向;从同行交流层面看,各学科因工作繁忙,对其他学科了解有限且多学科交流不足,导致患者疼痛时相关科室及患者自身都未想到求助疼痛科;从社会认知层面看,老百姓对疼痛科知晓度极低,即便受疼痛困扰,也不知有专门科室可诊治。但对比2007年疼痛科成立之初,境况已大幅改善:当时各地医疗机构堆满亟待科学管理的慢性疼痛患者,如今的疼痛科已实现“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跨越。当然,作为一个仅走过十余年历程的年轻学科,其在医疗机构内的深度落地、同行间的认知协同以及社会公众的科普教育,仍是需要持续攻坚的课题。
专科化:从止痛到治痛
2007年疼痛科独立成科时,中日友好医院疼痛科的推动者樊碧发便坚定一个观点:无医疗不专科,专科才会专业,专业才能专病专治。疼痛问题若没有专科引领,大家各忙各的事,没人把疼痛诊疗当成专业来深耕,那疼痛科不仅发展不起来,甚至没有成立的必要。
(樊碧发教授查房期间,结合影像资料为患者细致解读阅片结果)
樊碧发结合自身经历与中日友好医院疼痛科发展回顾称,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疼痛科的起步期,很多医院的麻醉科医生开始开设疼痛门诊。1989年7月麻醉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中日友好医院麻醉科工作,在临床实践中,他敏锐地察觉到疼痛医学未来的发展前景,进而将职业方向转向疼痛诊疗。1989年,中日友好医院开设了疼痛门诊,是国内最早设立的疼痛门诊之一。随着业务的发展,疼痛门诊逐渐壮大,2003年正式成立了拥有独立病房和门诊的疼痛科。
中日友好医院疼痛科的早期实践,也为国家层面的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2003—2007年期间,国家在充分调研后,于2007年明确二级以上医院需设立疼痛科。“设立的初衷是解决此前内科、外科等多科室各自用药、治疗分散导致患者疗效不佳的痛点,为相关患者提供专业统一的科室管理。”樊碧发表示,中国推动疼痛科建设的消息发布后,国际疼痛学会高度认可,将其评价为“雪中送炭的德政”,并认为这一举措将带动西方国家跟进。
历经漫长的积累期,2003—2017年的十年为“跟跑阶段”,此阶段中日友好医院疼痛科以密切跟踪国际最新动态、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为核心。“其间收获诸多新兴技术,积累了丰富经验。”2017年之后进入“并跑阶段”,与国际疼痛科领域实现“你有我有”的并行发展,在临床研究、研发创新及原创性成果方面与国际水平无明显差距,研究内容和质量完全匹配国际标准。2020年至今,已在部分领域实现领先,迈入“领跑阶段”。例如,医院相关疼痛医学研究在国际上影响力显著,能主导或参与大型临床研究,且国际学术组织、科研机构及大型药企在新药与新设备研发中,都会到中日友好医院征询中国疼痛科的方向与成果。
“疼痛科是内外兼修的学科。”学科发展过程中,樊碧发越发感触到疼痛科的这一学科特质。这种“兼修”不仅是内科思维与外科操作的结合,更要求医生“既说也练”。正是基于“内外兼修”的学科特质,中日友好医院疼痛科以内科思维深挖疼痛的神经与脑科学机制,又以外科操作探索精准测量技术,将服务范围延伸至脑科学领域。他进一步分享道,疼痛作为第五大生命体征,其个性化测量曾是世界性难题,樊碧发团队耗时十年研发出接触式脑电测量技术,突破传统脑电图局限,不仅能客观评估疼痛,还可检测焦虑、抑郁、睡眠状态。
作为行业领军者,樊碧发认为,疼痛科的发展大有可为、永无止境,需探索学科深层领域,而非停留在“浅滩折腾”。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专业化发展道路是疼痛科从业者安身立命的根本。
破局关键:四大维度协同发力
一个学科如何专科化发展呢?专科化发展需要哪些支撑呢?作为疼痛学科领域的领军者,樊碧发精准点出了疼痛学科专科化建设的核心逻辑。在他看来,要实现高质量专科化突破,必须以人才筑基、规范立纲、科研赋能、医保托底为四大支柱,通过多维度协同发力,破解当前发展中的核心难题。
人才培养,他认为,首先得让人才看到学科的发展前景,能为学科提供长期发展空间,才能吸引更多人才。历经多年发展,疼痛学科已从“边缘领域”逐步走向“临床刚需”,是朝阳学科。令他欣喜的是,近年来学科吸引力显著提升,已成功吸引多位顶尖人才加盟,“虽早期人才匮乏的状况有所改善,但当前人才总量仍难以匹配临床需求。”为破解这一困境,学会层面牵头推进“青年人才托举工程”,聚焦30~35岁青年医师群体,通过搭建跨机构合作平台、提供专项科研条件、建立长效激励机制,助力其成长为学科未来骨干与领军者。
(樊碧发教授为患者实施手术,精准开展诊疗操作)
樊碧发强调,青年医师需兼具“能吃苦、耐住寂寞”的品质;同时要结合个人兴趣与资质,选择在七大细分领域深耕,形成“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专业优势。另外,疼痛科“内外兼修”的特性对人才要求更高,学科需对标国家卫生健康委“医防管交叉复合型人才”要求,推动医师同步具备教学、科研、疾病防控与团队管理能力。
如今,疼痛科已建立完善的人才晋升体系,“大学毕业进入科室后,可正常考取中级职称、高级职称,直至晋升教授”,为人才成长提供了清晰的职业路径。教育层面,已有部分院校自发开展相关教育,后续仍需联合相关机构,在统编教材与课程设置中明确将疼痛医学纳入医学生本科基础教育。因为作为第五大生命体征,疼痛是所有医务工作者必备的基础知识。
“临床规范是学科的生命线,没有规范,再先进的技术也难以发挥价值。”作为国家与北京疼痛医疗质量控制中心负责人,樊碧发将规范建设视作学科发展的“定盘星”。在他的推动下,学科已牵头制定多项专家共识、临床指南及行业标准。而质控中心制定的强制性指标,更是直接与医院等级挂钩。
为进一步强化规范落地,樊碧发团队正搭建全国性疼痛疾病数据库,实现患者长期健康追踪,为诊疗优化与科研创新提供真实世界数据支撑。与此同时,他还持续推动科普宣传,“只有让公众建立正确认知,才能为规范诊疗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与此同时,樊碧发始终强调科研与临床的深度融合,“科研不是‘空中楼阁’,更不是基础实验室的专属,而是要扎根临床、服务临床。”他本人目前正牵头国家重点研发项目——老年常见神经病理性疼痛的诊疗和防控技术研究。该项目覆盖全国多省份,聚焦老年人疼痛预防、精准诊疗设备研发及居家管理方案制定,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同时,他还主导北京市重点研发项目,针对老年人高发的糖尿病相关疼痛开展防控研究。在他看来,疼痛学科的科研潜力巨大,在日常看诊中就能推进科研。他强调,疼痛学科的科研必须坚持“临床驱动,问题导向”。各级医疗机构应鼓励“在诊疗中科研,用科研优化诊疗”的良性循环,以此锻造学科的持续创新引擎。
作为新兴学科,疼痛科在医保报销领域仍面临“成长的烦恼”。樊碧发直言,现有医疗保障体系多围绕“疾病治疗”构建,导致不少疼痛专科诊疗技术尚未纳入医保报销范围。核心症结在于疼痛诊疗既涵盖独立疾病,也涉及疾病伴随症状,与传统“单一疾病导向”的医保报销逻辑本就存在适配差异;加之部分专科技术(如超声引导下疼痛介入治疗)与传统外科手术原理、操作完全不同,更因体系适配问题难以纳入医保,双重因素导致报销堵点突出。而这类专科技术若长期无法纳入医保报销,最终会制约学科发展,无法满足群众对疼痛诊疗的迫切需求。樊碧发呼吁,优化疼痛诊疗医保政策,为学科发展打通支付堵点。
专科化与多学科是关键
中日友好医院疼痛科长期位居全国榜首,取得这样成绩的核心因素是什么?樊碧发如是总结:
首先,必须坚持独立建科。“独立建制是疼痛科发展的首要前提,也是最大关键。”樊碧发强调,独立成科后,科室将被医疗机构纳入一级科室管理体系,在人员编制、经费预算、设备配置等核心资源上能获得专项保障;反之,若依附于其他科作为亚专业,易因主业优先级差异导致资源分配不足,最终让学科发展失去根本支撑。
其次,稳扎稳打,不能急于求成。樊碧发分析称,疼痛科常规技术能解决80%以上的疼痛问题,而且学习曲线平缓,技术门槛相对较低,应稳扎稳打推进专业化建设,沉下心做实学科根基,这样既能建立自信心,也会不断拓展学科知名度。
再者,要让同行知晓与认可。通过展示学科能力、传递价值,让医院其他临床科室知道疼痛科在干什么、能怎么帮到他们。
此外,独立建科是疼痛学科立足的“骨骼”,而多学科协作是发展壮大的“血脉”,二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学科健康发展的生命体。“独立学科与多学科交流是我们两大法宝。”樊碧发称。当然,协作的前提是先自己强,再谈协作。疼痛科医生需具备扎实理论与基本功,“不然还不如人家了解疼痛问题,怎么让人信任”;同时明确分工,“并不是说所有的疼痛都要来疼痛科”,而是推动疼痛的规范化处理方案普及到各个学科,让其他科室有能力规范处理简单的疼痛问题。为此,中日友好医院建立了明确转诊与会诊机制。其他科室若治疗多日仍未将患者疼痛评分降至4分以下,电子病历系统会自动“卡住”,强制要求启动多学科会诊或转诊;若疼痛科自身遇到诊断存疑、治疗中出现并发症,或患者合并其他科室疾病等情况,也需及时联合相关科室协作。
樊碧发强调,疼痛科在多学科协作中的角色,不应是被动的咨询方,而应是疼痛问题的“终极管理者”和诊疗流程的“主动协调者”。电子病历系统的强制会诊机制,正是为了确保任何科室的难治性疼痛,都能被系统性地“引流”至专业的疼痛管理轨道。
除了通过电子病历系统流程化管控外,中日友好医院疼痛科还通过全院多学科会诊、面向其他学科普及疼痛知识等方式,推动全院医生具备规范化、科学化处理轻到中度疼痛的能力,实现患者无论在哪一科都能接受到符合疼痛医学标准的诊疗。
从政策宏图到临床末梢,从技术破局到体系重构,樊碧发的解码不仅勾勒了一个朝阳学科的成长轨迹,更为医院管理者、兄弟学科及患者,清晰展现了这一学科守护“无痛生活”的核心价值与实践路径。
个人简介
樊碧发,中日友好医院疼痛科主任、疼痛诊疗研究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杰出医师,同时担任国家疼痛专业医疗质量控制中心主任,国家卫生健康委能力建设和继续教育疼痛医学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卫生健康委能力建设和继续教育中心癌痛全程管理项目组组长,中华医学会疼痛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疼痛科医师分会首任会长、名誉会长,神经调控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等职务。
作者|张晓利
来源|《中国医院院长》杂志
